自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通过对等关税规制进口以纠正导致美国长期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贸易行为》以来，美国对中国征收的所谓“对等关税”不断加码。美东时间4月15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了关于“232”调查的事实清单，称由于中方对美关税反制，中国目前面临最高达245％的关税。
针对美方之举，4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以下简称“白皮书”），其中明确指出“美方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损人害己”，强调“中美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经贸分歧”。那么，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根源何在？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究竟意欲何为？解放日报理论频道约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进行解读。
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根源何在？
首先，美中商品贸易逆差表面上看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但实际上受制于诸多决定因素。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国国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区域生产网络等，都会直接影响到美中双边商品贸易逆差。
特别是，两国在劳动与资源型和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具有显著的贸易互补性，由此自然会形成贸易逆差。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贸易统计方法也直接影响最终的逆差结果。比如，中国在很多加工制成品出口中获得的增加值，仅占商品总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当前贸易统计方法是以总值（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全额）计算中国出口。如果以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国对华逆差将大幅下降。
其次，全球生产网络下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失衡是跨国公司向中国直接投资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生产引致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白皮书援引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事实上，中国占美国货物贸易总逆差的比值已经连续6年下降，从2018年的47.5%降至2024年的24.6%，同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大幅增加。
同时，评价贸易是否平衡，不能只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即双向投资中的本地销售）也应纳入。白皮书引用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265.7亿美元，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占有显著优势；2022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905.2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786.4亿美元的销售额，差额高达4118.8亿美元，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优势更为突出。
最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国不得不承担起全球贸易逆差国角色、向全球提供流动性清偿手段，这也造成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失衡。根据特里芬“两难”理论，只要美国不肯放弃美元充当国际货币角色，美国就不得不承担起全球贸易逆差国角色，通过不断购买，将美元流向全球，否则全球将缺乏流动性清偿手段。
特朗普政府加征“对等关税”究竟意欲何为？
第一，“对等关税”是手段，振兴美国制造业才是目的。特朗普认为，美国对进口品施加的贸易壁垒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少。美国贸易逆差掏空美国的工业基础，使得美国更加依赖其他国家来满足关键安全需求。他认为，“对等关税”将使贸易更加平衡，可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从而保障一个庞大的上游制造业和商品生产生态系统。很明显，振兴美国制造业是特朗普目的所在。
第二，“对等关税”需“一国一议”，本质上是施压谈判的一种交易手段。特朗普《总统备忘录》提出“非对等贸易关系”，不仅包括关税，还有增值税、数字服务税、补贴、监管要求、汇率操纵、压低工资、市场准入限制等。显然，特朗普政府将“对等关税”视为美国向主要贸易伙伴施压的一种交易手段。
第三，特定行业的“对等关税”类似于幼稚性产业保护政策。由于国家间存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及行业间贸易必不可少，由此国家间“对等关税”很可能转向特定行业对等关税。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包括对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对农产品征收关税，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关税，对芯片、石油和天然气等商品也征收关税。若特定行业“对等关税”落地，墨西哥、加拿大和日韩的汽车行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越南和韩国的半导体行业，爱尔兰和瑞士的药物制剂，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的农产品等都将遭受冲击。
美方加征“对等关税”损人害己
第一，“对等关税”下高额的禁止性关税，使得中美双方货物贸易短期内陷入“休克”。禁止性关税将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数直接断崖，美国国内短期内面临许多商品价格普涨态势。白皮书引用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预测显示，“对等关税”实施后，在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况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涨幅将扩大至2.1%，美国低、中、高收入家庭平均将损失1300美元、2100美元、5400美元，成为关税的最终“买单”者。
第二，“对等关税”下中国商品转口贸易绝大部分受堵，影响相关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受拖累放缓。不同于特朗普政府1.0时期对中国等少数国家额外加征关税，当时中国很多企业可以采取转口贸易。但是，特朗普政府2.0发布“对等关税”政策，并对第三方可能的转口开出更高的二次关税威胁。据此，“对等关税”不仅产生直接贸易破坏效应，而且导致对第三方产生负面冲击。
第三，“对等关税”短期内可能保护美国部分特定产业，但从长期看，将破坏全球产业链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采用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对美国特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样做，貌似可以为美国一些受进口冲击较大的产业提供发展空间，但事实上扭曲了市场价格，破坏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和自由贸易体系，从长远看，对美国弊大于利。
第四，“对等关税”叠加报复性反制加大了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等都采取了反制措施。并且，特朗普政府采取扩大财政赤字和加征关税等政策，会拉高美国通胀率，而较高利率水平又将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这些将加剧全球紧张局势，加大美国偿债风险，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
第五，“对等关税”下中美科技相对“脱钩”，放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优先的投资政策来禁止中国企业对美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并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中国高技术投资等，试图在供应链上“去中国化”，放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4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表示，供应链中断这类问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可能使原本一次性的通胀冲击演变为更持久的压力。
第六，“对等关税”叠加报复性反制使得美国股市动荡，美股市值严重缩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政策后，仅4月3日至4日，美国股市市值蒸发约6.6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6万亿元。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4月2日的17601.05点大跌至4月10日的16387.31点，美国标普500指数从4月2日的5670.97点大跌至4月10日的5268.05点。
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加征“对等关税”是损人害己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方继续玩弄关税数字游戏，在经济上已无实际意义。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双方应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经贸分歧，从而更好地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复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